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腹地的杨凌,是我国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。《诗经·生民》记载:“诞后稷之穑,有相之道……”相传4000多年前,“农神”后稷教稼于此,开创出光辉灿烂的农耕文化

　　“远看像卖炭的,近看是农科院的。”在今日“农科城”杨凌,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大批农业科学家,头顶专家、学者的光环,却朴实得如同庄稼汉一般。他们远离大都市的繁华,扎根小城或田野乡间,终日与黄土为伴,将科研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,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

　　本报记者李勇、陈晨

　　多年以后,刘占德依然清晰地记得,他在去往陕西眉县猕猴桃试验站报到的路上接到的那个电话。

　　彼时,这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教师,刚刚结束在新西兰为期一年的进修,回国不久。

　　“你在机关干得好好的,现在又是个‘海归’,怎么被‘贬’到试验站去了?是犯错误了,还是谁欺负你了?”电话那头,朋友一连串的问号劈头盖脸。

　　刘占德心里清楚,没人欺负他,是他自己主动要求下去的。朋友不知道,连去新西兰学习猕猴桃的机会,也是他为下站做准备、毛遂自荐申请来的。

　　“我学林业出身,还是想干点技术方面的工作、当个‘专家’,坐在办公室里浑身不得劲儿。往地里一扎,我这心就舒坦了。”可挂了电话亲身走进试验站,刘占德才明白朋友的担心因何而来:

　　“岭脚下一处废弃的院落,仅有一条土路与外界相连,杂草丛生、房屋破败,连周边的村民都嗤之以鼻,那地方,鬼都不去!”

　　但就是这个地方,刘占德一待就是8年多。在这期间,他和团队推广新技术、新品种,帮助眉县成为陕西猕猴桃的优生区。如今,坐在条件已大为改善的试验站里,回忆往昔,他感慨万千。

　　在位于“农科城”陕西杨凌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(以下称西农大),刘占德这样的农业科学家还有很多。他们头顶专家、学者的光环,却并无书卷气,朴素得如同老农庄稼汉一般。他们远离大都市的繁华,扎根小城或田野乡间,终日与黄土为伴,将科研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,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。

“连麻雀都往外飞”,他们选择坚守

“科学研究有连续性,挪窝要另起炉灶,走啥!”

　　1986年,摆在新中国第一位海外葡萄酒专业博士李华面前的,有两种选择:

　　一是留在法国继续从事葡萄酒专业研究,学术条件优越、自然环境良好。一是回到当时还是一个小镇的陕西杨凌(注:当时为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,现为陕西省直管的杨凌示范区,本文统一为“杨凌”),物质条件艰苦,学术从零开始。

　　李华可以不回来。毕竟当初和他一同乘机赴法的200多名公派留学生,有三分之二都留在了国外。但他还是毅然回来了,在杨凌一扎就是30多年。

　　若干年后,李华的博士生房玉林做出了和导师一样的决定。他婉拒了国内多家知名葡萄酒企业伸出的橄榄枝,放弃了从政与出国的机会,选择留在西农大任教。

　　“老师作为中国最早一批葡萄酒人,放弃了欧洲优越的条件,回到当年非常荒凉的小镇。我能留下来直到今天,也是受老师言传身教的影响。这或许就是一种传承吧!”如今已是西农大葡萄酒学院院长的房玉林说。

　　此言不虚。李华回国时的杨凌,虽然坐拥西北农业大学、西北林学院、陕西省农科院等多家农业科教单位,但名为“农科城”,实为农科乡。仅有的一条马路尘土飞扬,城市功能严重不全。

　　刚来杨凌时,当地人吃的玉米发糕,咬一口直塞牙缝。南方人李华吃不惯,想吃米饭却寻不到。他跑到街上买了碗稀饭想解解馋,用勺子一舀,稀汤里竟几乎没有米粒。

　　“当初回来时,想法很简单,就是希望用葡萄让百姓富起来,咱们中国也能酿出世界顶级的葡萄酒。”李华说。

　　艰苦的条件下,李华跟随导师贺普超先生,从“无教师、无场地、无教材”的基础起步,办起新中国第一个葡萄和葡萄酒专业。没有教材自己动手编,没有老师四处招兵买马。没有实习场地和实验室,李华就跑去酒厂和人家谈合作。

　　“进了酒厂,人家工人不理我啊!为了和他们打成一片,就得把自己变成他们,喝酒,人也变得豪爽!”就这样,李华陆续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葡萄酒专业、亚洲第一个葡萄酒学院,参与制定了第一个葡萄酒国家标准。西农大也成为国内葡萄酒专业教育的“黄埔军校”。

　　不只是李华,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杨凌人来说,是走是留,都曾是一个困惑。

　　一组数据道出了彼时的尴尬。仅“八五”期间,杨凌就流失高中级科技人员800多人,农业院所的一些博导、系主任不辞而别。有些分配来的大学生一到杨凌,不等报到便一走了之。农科城几乎到了生死存亡之际。

　　“不光是孔雀东南飞,连麻雀都往外飞!”杨凌一位老干部回忆说。

　　但王辉也没有走。这位日后的陕西省小麦育种首席专家,依旧和往常一样,一到夏天就铺一张凉席睡在晾晒场,守护一年耕作的麦子。不是没有调去沿海高校的机会,可但凡有人提这事,他便两眼一瞪:“科学研究有连续性,挪窝要另起炉灶,走啥!”

保留的火种,终成燎原之势

　“全国葡萄酒行业80%的技术骨干出自西农大。国内11家葡萄酒上市公司的技术老总,有8位是我们的校友”

　　几乎是在李华回到杨凌的同一时期,1987年,王辉也开始为日后名扬全国的小麦良种“西农979”做第一次组配。

　　小麦育种是极为枯燥和寂寞的工作。从亲本产生的第一代“杂种”到基因纯化获得稳定性状,至少需要八代,每代都是一年。

　　“高产、优质、抗病、强适应性,这些性状分布在不同材料中,选配好亲本把它们聚合在一起,最难!”王辉娓娓道来。育种需不断优中选优,从杂交到最终过审,动辄十余年,一旦看走眼便会前功尽弃。在育种界,终其一生也难以选育出良种的人亦不在少数。

　　他白天到地头观察长势,晚上回到办公室记录资料,披星戴月,风雨无阻。人手不够,就妻女齐上阵,孩子们的假期基本都是在麦田里度过。经费设备少,他就“私款公用”从工资里抠,把实验室和家都搬到了试验田。

　　执着终于结出硕果。2005年,“18年磨一剑”的“西农979”相继通过省级和国家级审定,以其高产、抗病、早熟、越冬性强等性状,迅速从关中麦区走向黄淮海大“麦区”。目前年推广面积稳定在1500万亩,累计9000多万亩,是全国推广面积第四大的冬小麦品种,也是少有的从小型麦区走出的良种。

　　留守杨凌的李华,则收获了桃李天下。

　　多年来,西农大先后培养葡萄和葡萄酒专业硕博士生400余名,本专科生3000多名。葡萄酒飘香处,皆有西农人。

　　“全国葡萄酒行业80%的技术骨干出自西农大。国内11家葡萄酒上市公司的技术老总,有8位是我们的校友。”房玉林说。

　　学生眼中的李华,极具家国情怀。他屡次放弃从政和调动机会,始终坚守科教一线。他一心想打造出中国特色的葡萄酒文化和评价体系,为国产葡萄酒争口气。

　　房玉林说,过去国际观点认为,中国并非酿酒葡萄优生区。李华团队经过多年研究,用中国特色的气候区划指标体系,将葡萄产区从环渤海拓展到西北、西南多地。在他团队的推动下,近年来新疆、宁夏、甘肃等地发展酿酒葡萄65万亩,带动农民年增收32.5亿元。

　　“归纳起来,我这大半辈子,引导了一个产业的发展,培养了一批人,开创了一个学科。就干了葡萄酒这一件事,值了!”一次和友人聚餐时,李华动情说道。曾经文质彬彬的南方小伙,如今已和地道的关中老农并无二致。

　　年长李华十几岁的王辉,更是朴实得毫无书卷气。在西农大如今70多个小麦育种团队中,他对种子的痴迷人尽皆知。

　　师从王辉20多年的西农大农学院副教授孙道杰说,在杂交、收获和考种的关键时期,王辉在地里时常一蹲就是一天,甚至多次晕倒被送医。为节省时间,他还养成了不吃早饭的习惯。

　　“小麦就是我的娃!”这是王辉的口头禅。40多年来,无论酷暑严寒,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地里转转,“不摸摸小麦,就浑身不自在。”

　　事实上,在那个艰苦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,因坚守在杨凌而结出硕果的,又何止李华和王辉!

　　著名小麦育种专家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李振声,何梁何利奖获得者、昆虫分类学家周尧,中国“克隆羊之父”张涌…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徐养福说,在孔雀纷纷东南飞的时候,一大批农业科学家扎根黄土,坚守杨凌,保留了农科城的火种。

　　昔日的火种,今日已成燎原之势。

　　1997年7月29日,国务院批准成立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,成为我国首个国家级“农字号”高新区,小城杨凌迎来新生。1999年启动的农科教体制改革,将杨凌的多家高校院所合并重组、优化资源,新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应运而生。

　　如今的杨凌,虽仍是个仅有24万人口的小城,但已初具城市规模,环境大为改善。西农大也跻身国家“211工程”和“985工程”之列,成为我国农业高等教育在中西部地区的一面旗帜。

心系民生,不像专家像庄稼

因在基层难以发表高水平论文,教授当了12年还去不掉一个“副”字

　　在基层扎久了,那个从机关下来的刘占德也多了几分“泥土气”:

　　运动衣、牛仔裤,一身朴素打扮,皮肤黝黑,普通话里还夹杂着浓重的方言口音。农民说他,不像专家像庄稼。但其实他挺“洋气”,之所以选择从事猕猴桃的示范推广,也是深思熟虑之举。

　　2007年,西农大决定在陕西各地的特色农业主产区建立8个永久性试验示范站,集科研、教学、示范和推广于一体。刘占德主动请缨下站。

　　“领导让我去搞苹果,我想,反正都是从零开始,还不如去干猕猴桃。”刘占德说,他早就做过功课了,这小小猕猴桃看上去不起眼,但长在深山、营养丰富,还很有“国际范儿”,能与国际市场接轨。

　　刘占德兴冲冲地申请到学校的项目,到新西兰皇家园艺与食品研究院猕猴桃研究中心进修学习。一年多的时间,育种、建园、质量控制、生产管理、储藏保鲜,他一个流程没落下。果园、实验农场、科研单位、工厂,他把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。

　　新西兰同行议论纷纷,“这个中国人过得太苦了,连出游的时间都没有!”

　　学习过后,刘占德看到差距,更有了信心,“我们暂时落后是因为没重视,可别叫我们认真起来。我们一重视,肯定比你们做得好!”

　　不承想,学成归来刚到试验站报到,他就迎来“当头一棒”。因为是半路出家学习猕猴桃,同事不信任、群众皱眉头。风凉话也纷至沓来,“机关的人,肯定是来镀金的,不长久的!”

　　接下来的事,令风言风语者刮目相干。刘占德找朋友借钱买了辆小车,有事没事就往山里钻,他想看看陕西的猕猴桃产业,究竟和国外的差距有多大。

　　半年后,一份详尽的调研报告出炉,直指当地产业之弊:品种混乱、缺乏规程、无序发展,农民自发种植,产销加之间的链条没有打通。他还开出“药方”:突破口就是要有技术规范和标准。另外,中国是猕猴桃原产地,完全可以通过挖掘自有种质资源,在品种上参与竞争。

　　这份报告一下打开了局面,刘占德就此行动起来。他从学校吸纳一些新鲜血液,研究土壤的、植保的、育种的,组成系统的研究团队。陆续收集了27个品种或变种、2000余份种子材料,建起种质资源圃。研发出一套优质壮苗快速繁育体系,果园从建园到达产的时间缩短两年。

　　8年过去,刘占德团队培育的脐红、农大金猕等4个新品种,果型漂亮、抗病丰产,累计推广近10万亩,带动了一大批专业大户发家致富。在示范站带动下,眉县的猕猴桃种植面积从2005年的5万亩增长到如今的30万亩,成为陕西的猕猴桃优质产区。他本人包扶的眉县金渠镇田家寨村,村民自发将村里的一条路命名为“西农路”,以表达感激之情。

　　尽管家就在40公里外的杨凌,但刘占德仍每年超过200天住在试验站。在这里,他陆续培养出13名硕士研究生,昔日破败的试验站也发展为农业部国家猕猴桃创新基地。

　　“我到42岁才真正找到人生想要做的事业。既然选择了猕猴桃,就把一生交给它。看到群众因为猕猴桃脱贫、致富,我特别高兴!”言及此处,这位硬邦的陕北汉子竟潸然泪下。

　　被他帮助过的群众,都心存感激。几年前,刘占德有次下乡查冻害,车子停在路边。一个猕猴桃专业村的村支书驾车路过碰巧看到,非要拽着他去家里吃饭。这时,另一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也经过此地,一样抢着要请刘占德吃饭。双方争执不下,最后达成协议:一家炒菜,一家出酒。

　　平时不胜酒力的刘占德,那天一醉方休。

　　从最初8个试验站起步,截至目前,西农大已在全国15个省区建立了粮油、果树、蔬菜、畜牧经济林等26个产、学、研“三位一体”农业试验示范站和40个示范基地。每年有超过300名科教人员常年深入一线,与地方1000多名基层科技人员组成团队,开展农业科技创新与服务。

　　和刘占德一样,核桃专家刘朝斌的课堂都在田地里。因接地气,他的课总是特别受欢迎。

　　“你看,如果三个主枝这样分布,彼此夹角120度,是不是无论太阳在哪里,都能透光通风?”刘朝斌把自己当作一棵核桃树,伸出双臂、比比画画。

　　这位西农大林学院的副教授,每年要在陕西陇县、宜君、黄龙的核桃试验站驻站超过百天,在“田间课堂”开讲90次以上,每年培训的农民近万人。

　　“别的教授讲课,画了一黑板,净说咱听不懂的理论。刘教授三言两语我们就明白了。”陇县堎底下镇核桃专业户张金芳说。

　　语言接地气,研究的也是群众生产中的问题:他研发的“地膜包扎法”,将核桃嫁接成功率提高到95%以上,被陕南农民称为“一场核桃革命”；就地取材的“穴贮肥水”技术,用3桶水就能管好核桃树,在关中渭北旱塬推广近5万亩,产量提高50%。

　　常年在地头,刘朝斌看上去比农民还要朴素几分:不修边幅、皮肤黝黑,发黄的指间夹的是5元一盒的香烟。也因在基层难以发表高水平论文,教授当了12年还去不掉一个“副”字。

　　对此,他一笑置之,“咱搞农业的,让农民得实惠就够了!”

　　在农民眼里,这批推广专家,就代表着西农大和农科城。多年来,西农大的试验示范站先后引进和推广新品种、新技术1350余项,累计推广示范面积超过3亿亩,新增经济效益500多亿元,培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技骨干和职业农民50万人次。试验站甚至有了“国际范儿”,陆续和15个国家210多名专家和国内外60多家科教单位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。

“工作第一”,生生不息

　　“刚刚驻站时,群众上山放羊,兜里揣一个黑面馍馍都要分半个给我们。我之所以待得住,也是因为扎得深,和群众有这份感情”

　　在水土保持专家程积民的记忆中,过去几十年,一向乐观的自己只哭过一次。

　　1987年,他已经在宁夏固原云雾山保护站驻站工作5年。保护站孤悬山间,距离最近的村、镇都有十里山路之遥,再急的电报打过来,等捎到站里已是几天以后。

　　那一次,程积民接到妻子3天前发来的电报——“7岁的儿子严重发烧,速回!”

　　他慌了,一口气跑到镇上,给家里拨电话时,双手都在颤抖。“听到孩子病情好转,我身子一瘫,眼泪就流下来了。”

　　在外人看来,他的工作很苦:每年近200天驻扎在云雾山的半山腰上做研究,一扎根就是30多年。过去没有通电,夜里看书要戴口罩,否则鼻子会被煤油灯熏黑；吃饭时经常狂风大作,碗里落了沙子,用水冲个七八分就接着吃；一到下雨,雨水顺着窑洞壁上的鼠洞哗哗往下淌。

　　更难熬的是无边的寂寞。交通不便的年月,从杨凌到云雾山,路上就要走3天。由于经费紧张,世纪之交的十几年间,站里仅剩他一人苦苦支撑。

　　但程积民从不觉得自己苦,在他看来,“工作第一”似乎天经地义。即使如今说起那段流泪的往事,脸上也始终挂着微笑。他更愿意回忆自己亲历的“乐事”,说到兴奋处甚至手舞足蹈——

　　在保护站的推动下,云雾山植被覆盖率从25%上升到95%,昔日的荒山野岭成为黄土高原上第一个国家级草原自然保护区。保护站条件改善,盖起了现代化实验楼,如今团队有7名博士,后继有人……

　　云雾山上,生长着313种草,程积民几乎可以认全。这其中,有一种生命力极强的草叫本氏针茅。生态恶化草场萎缩时,唯有它傲然生长,秘诀就在于其根系发达,根扎得极深、极广。

　　“刚刚驻站时,群众上山放羊,兜里揣一个黑面馍馍都要分半个给我们。我之所以待得住,也是因为扎得深,和群众有这份感情。”程积民说。

　　乐观积极,以苦为乐,朴实无华,几乎是西农大农业科学家群体的共同特质。

　　“远看像卖炭的,近看是农科院的。”常年与庄稼和土地为伴,育种专家吉万全对自己的肤色开起玩笑。话虽如此,他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,每当发现一个理想的小麦单株,他会高兴得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。

　　尽管咨询的信息和电话时常应接不暇,但刘朝斌还是坚持微信和手机号向所有农民开放。他的微信通讯录里,超过一半好友是农民,加入的组群多数也是讨论核桃技术的。“咱是学农的,农民需要我,就是我的责任。只要有空,我都会给人家认真回答。”

　　土地是他们的本色。

　　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腹地的杨凌,是我国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。《诗经·生民》记载:“诞后稷之穑,有相之道……”相传4000多年前,“农神”后稷教稼于此,开创出光辉灿烂的农耕文化。

　　斗转星移,千百年来,这片热土从未冷过。在杨凌,胸怀祖国、扎根黄土、心系民生的精、气、神,在一代代农业科学家中薪火相传、生生不息:

　　受李振声先生的言传身教,吉万全放弃留在加拿大工作的机会,返回杨凌。李先生同期的5名研究生中,唯有他至今仍在杨凌；

　　因心怀“从小到大上学都是公家出钱,就应该回来报效祖国”的朴素情感,长江学者单卫星举家从澳大利亚回国,为马铃薯晚疫病防治倾尽心血；

　　小麦专家李立科,身患癌症28载,耄耋之年仍每年超过7个月住在基层农技站推广旱作农业技术；

　　84岁的何梁何利基金获得者、选育出我国推广面积最大西瓜品种的王鸣,将30万元积蓄捐赠助学,自己却甘守清贫。家具是上世纪70年代的,电视是90年代的,一台锈迹斑斑的老式烤箱,总是把糕点烤煳；

　　60年间3次考察黄河流域,行程10万里以上,其中步行考察3万多里的水土保持专家唐克丽许下心愿,百年之后,将一半骨灰撒入奉献毕生的黄河……

　　这个名单,还在不断续写。

　　西农大的前身,是创建于1934年的“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”。那正是国家和民族风雨飘摇,西北地区连年苦旱、民不聊生的岁月。家国危难之际,一批有识之士极力主张“开发西北”“建设西北”,就此点燃了杨凌作为农科之城的星星之火。

　　今年迎来20岁生日的杨凌示范区,借助西农大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,已建成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62个,累计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393项。包括两名两院院士在内的6000余名各类科技人才工作在杨凌,为探索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尽心尽力。